如今电讯发达，站在街头一眼望去，总少不了川流不息用手机通话的忙人。这年头，情书都快被淘汰了，平常交往的信件就更成了稀罕之物。因此，我每次从信箱里取出的，大都是书报之类的印刷品。有一天，南国的一位青年女作者与我通电话，谈她一部长篇小说的修改方案，谈了大半截，她突然问我：“收到我给你写的信没有？”我说没有，并问她为什么要写信，有什么事电话里说不就行了吗？她说等你看了信就知道了。我故意逗她：“给我写的总不是情书吧？”没想到她的回答很狡黠：“可比情书还重要哩！”
两天之后，我就收到了这封“比情书还重要”的信。信一开头，她就真诚地说：“这几天里，我的心里面一直充满着感恩。我庆幸我的小说能碰到一个称心如意的‘买主’，不是我个人的力量能够达到的，这应该是上帝对我的关照。所以，我一定会非常地珍惜。”
应该说，像她这样的作者、这样的小说，假如不是“上帝对我的关照”，我也是不会碰到的。最初，她是抱着稿子来出版社找她自己选定的一位出色的女编辑的。很遗憾，那位女编辑偏偏不在，于是就只得将稿留下，托我转交。而我为她转交之后，那位女编辑却没有看上她的小说。这种一厢情愿的事经常发生，照例，事情就到此了结，可以“拜拜”了。而她却又来找我，希望我帮她另找一个高水平的编辑看看她的小说。她说她是一个打工妹，前两部长篇小说都有了“买主”，但都不是国家级出版社。这第三部，自我感觉比前两部还好，认定要在作家出版社出，并说“决不会让你们失望”。我很佩服她这股闯劲和自信，就又为她找了个身为作家的男编辑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我问这位责编，那打工妹的小说究竟写得怎么样？他如实告诉我，第一个责编的判断是准确的，稿子不能用，给她寄回去了。我以为这事就已彻底了结，未曾想没过多久，这位责编特意找我说：“那个打工妹又寄来了一部长篇，还真显出了她很不一般的文学才能和生活底子，但有些地方我吃不准，你审一下吧，看怎么处理好？”因为按社里的分工，长篇小说归另一位副总编终审，所以我就推辞说：“你还是按正常程序送审吧，我就不看了。”可他却说：“你亲自接待过作者，对她有所了解，况且又是你推荐我为她的长篇小说当责编，还是你来审看她的这部稿子吧！她也很想听到你对她小说的判断呢……”就这样，我就把这部难于下决断的稿子接下来了。
从80年代中期开始，我就在小说编辑室当主任，经手编发的长篇小说不下几十部。进入90年代，我一度离开图书编辑岗位，办了多年的《作家文摘》，待到三年前再回头来搞图书出版时，发现许多责编在书稿的处理上，已经与当年我当责编时的情景大不相同了。简单一句话，如今编辑只注重作者的选择，而不下功夫去发现和扶植青年作者了。也就是说，认定了几个高水准的畅销书作家，把他们的书稿拿到手后，连编辑加工的程序都可以省略，直接发排就万事大吉。至于自发来稿，对不起，翻都不用翻，一退了之。想要具体谈谈意见，一遍、两遍，以至反复修改、打磨，那简直是瞎耽误工夫，谁还干那种傻事？……能创两个效益的书稿，当然求之不得，但只要内容无害，单有经济效益也就一路绿灯。至于写作技巧、艺术品位，本来就是仁者见仁、智者见智的事，讲究它干什么？培养作家更是鲁迅文学院的事，与编辑何干？再说啦，如今的作家牛气得很，动他一个字都跟你吹胡子瞪眼，早不是高玉宝、陈登科出道的年代了……在市场经济年代，编辑直接承受的是创利的压力，至于文学事业兴衰，似乎就不是编辑的责任了。
我从责编手里接过打工妹第二次送上门来的长篇后，如果按时下的编辑风气，翻上几页就退还给她，也是无可厚非的事。可她这部小说真还有一种让你读了开头几页就舍不得放下、非一口气把它读完的魅力。这就显现了她非凡的文学才气和创作灵性。但是，她毕竟是个学财会出身的打工妹，不仅没有创作经验，而且许多为文的“规矩”都不懂。这是一部不作大的修改、充实就难以成活的作品。改好一部作品往往比新写一部作品还难。因此，作者对来自编辑方面的修改意见往往持拒绝的态度。反正东方不亮西方亮，另找“买主”就是了。这位打工妹原本就相当自信，她会听得进我的意见吗？但是，如果就此放弃这部稿子，又觉得很可惜。因为不在这时帮她一把，她这棵文学苗子也许就成不了材……掂量再三，我对责编说：“咱们还是尽全力把这部作品推出来吧。”她得知我的基本态度后，打电话给我说：“这部小说对于我来说，确实至关重要，我到北京来一趟，当面听你的意见吧！”我说，“我的意见不一定对，即使对了，你也未必能接受。所以，你不必再千里迢迢来京一趟。你现在没有出去打工，经济也不宽余，还是在电话里给你详细说一下我的读后感吧！”为节省她的电话费，让她选择一个能安静接听我的电话的时间和地点（因她租用的房间不通电话），认真地与她交换关于小说的修改意见。后来，在不受任何干扰的情况下，我与她在电话里谈了一个多小时。应该说，我是把对这部作品的意见充分地、毫无保留地谈了出来，而又完全是朋友式的平等交谈，亲切而又坦率，严肃而又融洽……
我有好多年没有这样深入细致地与作者就一部书稿交换意见了，用她信中的话说，“您现在给了我‘一座山’，面对着这座山，我像当初写作长篇小说的时候一样，心里一点把握都没有，我甚至有一种恐惧感，但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去爬这座山。而且竭力使它成为一座后来者很难攀登的‘山’。在登这座山的过程中，我想我会需要您的帮助的，我想您也一定会无私地给我提供这种帮助的。”她甚至这样写道：“告诉您一个秘密，作为一个作者，我从来没有如此听话过，我总是脾气很大，很不服气，与编辑争论半天……可是不知怎么回事，在您面前，我成了一个很乖的作者，这让我自己都有些惊讶，您的‘手段’太高明了，让我不得不口服心服。”
我当然为她能欣然接受我的意见和建议而感到快慰，但我的初衷其实并不是希望她成为一个“听话”的“很乖的作者”。我最大的担心，就是怕我的所谓帮助，反而妨碍了她的创作灵性的超常发挥和文学天赋的自由施展。如果是那样的话，就等于扼杀了她。我所有的意见，恰恰是集中为了她自己能在文坛成为一个独立的存在。也就是说，我并不只是为了这部小说的成功，而是为了她作为一个打工妹作家的成功，期望她闯出一条有其鲜明个性的文学之路。
应该说，她是理解了我的意图的，她在信中就说，“当我从责编口中，以及您的实际行动中，得知您如此重视一个小人的小作时，我有一种深深的想流泪的感觉。个个人都说我多么多么坚强，我个人也认为我很多时候像个‘愣头青’，但是面对关怀，我是那么软弱。”读了她的信，我也不禁生出了一种深深的想流泪的感觉。因为是她帮我重新找回了一个文学编辑应尽的职责和存在的价值，这也是一种重要的关怀，一种不可或缺的信任。或可以说，这也是来自“上帝的关照”。我想，编辑和作者之间只要有了这种相互的关怀和信任，就一定能携手去攀登创作道路上的座座大山。尽管前面的路还很漫长很艰难，但她的这封信足可以证明，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无愧于文学“上帝”的良好开端。由此看来，这封信就确实“比情书还重要”了，我也当“非常地珍惜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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